個人心得：科倫拜校園事件

              『科倫拜校園事件』期末心得

                                             範馨如   

   摩爾的影片被很多人歸類為新紀錄電影，因為這些影片迥異於傳統的「真實電影」或「直接電影」的美學風格，他們反對傳統的紀錄片創作方式，不斷創造出新的表現手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對傳統紀錄片「真實」的理解。『科倫拜校園事件』因為曾獲得第7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獎備受關注，摩爾也因此成為爭議的焦點。摩爾影片中強勢的個人介

入和情感干預以及鮮明的後現代拼貼的表現手法，都成為摩爾影片最為鮮明的特質，而這些特質在『科倫拜校園事件』中也表現的淋漓盡致。

   比真實電影的「參與觀察」更為激進，摩爾不僅積極地參與事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促成事件的關鍵人物。在『科倫拜校園事件』的開始，就是摩爾本人去銀行申請據說可以獲得槍支的銀行帳戶，這時摩爾完全暴露在攝影機前，並作為影片的一個人物來展示自己的親身體驗。而在隨後的拍攝中，摩爾讓科倫拜事件曾經的受害者和他一起去K-MART，並要求回應，在這整個過程中，摩爾扮演著受害者發言人的角色，甚至還邀請媒體逼迫對方給予答復，真正的受害者反而更像是摩爾印證自己說法的道具。而包括與槍支協會會長之間的對話，也是摩爾主動挑起事件，摩爾在影片中不斷地自編自導，有目的的激化甚至創造衝突，不斷地以自身的介入向權威發起挑戰。

   除此之外，影片中摩爾的畫外音構建起了影片的整體框架，在畫外音中，摩爾不斷地提出問題，並給予一定暗示，然後不斷地以自己親身行動驗證自己的猜想。如影片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美國人有什麼特別的嗎？」，摩爾先展示了採訪，有人認為是貧窮、有人認為是血腥的歷史、有人認為是暴力遊戲、有人認為是流行歌星……  而後摩爾將這些觀點逐一推翻，才逐漸引出自己的觀點——美國人是因為恐懼才成為一個充滿強殺慘劇的國家。摩爾並沒有像傳統紀錄片那樣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忠實的記錄事件，而是作為一個全知者的角色，將事件發生的各種背景以及之間的模糊的聯繫展示給人們，不斷推翻觀者的想法，給予觀者另外的答案。因此摩爾在這個過程中也似乎逐漸樹立了一種權威者的形象，打破了傳統紀錄片傾向於觀者自己做判斷的方式，令觀者不由自主的信服，從而產生強烈的認同感。

   而除了通過全知視點樹立自己的權威外，摩爾還用運用特殊的影視語言對觀者的情感進行干預。在正面呈現科倫拜校園事件時，摩爾用主觀的慢鏡頭拍攝進入科倫拜校園的過程，隨後畫面中呈現大量慢鏡頭的現場監控，而此時的背景聲音則是案發時911報警電話的錄音和低沉、不安的音樂，緊接著是一組案發時對倖存者的採訪報導。這種十分寫意的表現手法，將觀者帶入到一種悲傷地情緒中，摩爾顯然並不希望觀者以一種冷靜的態度旁觀，他的目的在於營造一種氛圍來喚起觀者的情感。同樣可以喚起觀者情感的段落還出現在槍支協會會長的出場中，槍支協會會長一共出現過兩次，第一次的出現是在摩爾採訪完科拜倫的受害者，當畫面漸漸隱去，而槍支協會會長「我只有一句話送給你們:我死了你才能從我手中把槍拿走!」的叫囂顯得尤為冷漠，而第二次他的出場則是與受害者家長的演講現場進行交叉剪輯。摩爾的這種剪輯方式把槍支協會會長與槍擊案受害者直接對立了起來，對於觀者來說,這種剪輯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對槍支協會和會長本人的強烈的反感甚至憤怒，這種戲劇化剪輯的核心作用並不在於揭示事實,而是激發起觀眾強烈的情感反應。

   但是一個事實是，槍支協會會長手握一杆步槍高呼「我死了你才能從我手中把槍拿走!」的片段，實際上並不屬於影片中兩次集會中的任何一個，而且因為當時集會是提前設定好的場地並不能更改，所以這次集會已經盡可能的把很多活動撤銷掉了。但是摩爾顯然掩飾了這些事實，正如有人評價摩爾為「揭露部分真相的高手」，或許摩爾的目的並不是呈現完全的真實，而是希望借由這樣的揭露來達到影響這個世界的目的，但是這仍讓我們反思，這樣的過分渲染以及有目的的選擇是不是有違紀錄片的本質？但如果這樣的揭露被認為是「本質真實」，那麼紀錄片與電影或者其他影視作品的區別到底是什麼，又該如何劃定這個界限呢？

   傳統紀錄片中，真實的鏡頭是影片最為關鍵的組成部分，甚至戲劇性的重演也會成為觀者質疑影片真實性的原因之一，然而新紀錄電影則徹底顛覆了這一刻板印象，將不同的元素和敘述手法進行融合，借用各種「拾得片段」,例如電視新聞、電視廣告、家庭錄影、好萊塢電影片段、動畫片等。

摩爾巧妙地將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各種碎片化的資訊串聯起來，科倫拜校園事件就融合大量不同形式的影視語言和形式，如採訪、脫口秀、電視節目甚至動畫等各種不同素材並進行拼貼。當影片將話題延伸到美國歷年對世界不同國家的武力侵擾時，在大量不同歷史階段的資料鏡頭背後,搭配的卻是充滿諷刺意味的『多麼精彩的世界』;當摩爾試圖說明美國槍支氾濫程度時,竟舉出了兩個讓人匪夷所思的報導一一猶他州某地通過一條法律,允許居民每人配備武器;而另外一篇是報導一個叫做凱瑞邁克威廉姆斯的盲人如何狂熱地迷戀射擊。而這兩則報導的背景則是歌曲『幸福就是一杆熱槍』,聲音與畫面的強烈對比充滿了戲謔的意味，使得影片對槍支使用的諷刺更為鮮明。尤其是動畫的插入,在摩爾論述美國人為什麼恐懼時，摩爾用動畫展示了美國歷史，早期美國清教徒造型滑稽，用睜大的眼睛和顫抖的身體不斷地殺害面露笑容的各個人種，甚至連繈褓中的嬰兒也手拿槍支得意眨眼。摩爾用動畫的形式戲謔的諷刺了美國人莫名其妙的恐懼歷史。這些後現代的拼貼手法曾強了摩爾電影的娛樂性和可看性，或許是摩爾紀錄片在全球票房飆升的重要原因。

其實，紀錄片本身就具有多義性，就如一位紀錄片大師曾坦言，他並不認為紀錄片和記錄之間是相同的，所以對於摩爾的紀錄片，我想大多數人也認識到了影片中的片面性和有選擇的構建，但是之所以觀者仍對他的紀錄片報以極大的熱情，或許就是因為在摩爾的紀錄片中，可以看到鮮明的同情弱者的態度和向權威挑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