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劇情分析：
紀錄美國1976年於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發生的一起真實槍殺命案。當晚，28歲的蘭道‧亞當斯（Randall Adams）外出偶遇16歲的大衛‧哈里斯（David Harris），兩人看了場電影，隨後亞當斯返家，事後卻被大衛在法庭上指控開槍射殺了攔車臨檢的警察；儘管亞當斯極力否認，仍被當成罪犯、含冤入獄，就連當時的報導也隨著輿論的意見氣候將矛頭都指向蘭道‧亞當斯，隱約能感受到導演暗喻人們在至高無上的法律裁決者面前失去的「思考」能力。
亞當斯起初被判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11年後遇上了導演埃羅爾‧莫里斯（Errol Morris），導演抽絲剝繭地還原了當時場景、分析探究案情細節，最後還給亞當斯清白，讓他於1989年被無罪釋放。
導演莫里斯費時兩年半追蹤當年的嫌疑人、警察和目擊證人，試圖挖掘真相，這不僅是對該案件的重新審視，也是對「真實」的再次求證，而呈現影片的方式，更是對過去紀錄片的一種顛覆和挑戰。雖然本片非過去傳統紀錄片形式，但埃羅爾‧莫里斯（Errol Morris）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紀錄片風格，近似於深度報導以及摻雜故事性成分的紀錄片。
◆拍攝手法：
導演再現了槍擊命案發生的經過，且根據相關人士的訪談內容，請演員模擬演出、重新詮釋當時情景，片中穿插對各方人士（兩名嫌疑犯、三名證人、員警、法官和律師）進行的深度訪談內容。
本片透過大量翻拍案件的偵查報告內容，試圖呈現中立、不同的立場，提供證據資料讓觀眾進行推理，也有穿插新聞報導佐證，增加了事件的準確性。在劇情進展方面，其節奏配合案件調查的進度，依據各方說法重演案發現場的情境，且兇手的面貌總是模糊不清，最後才揭曉誰才是真正的兇手。這個手法令人聯想到日本動漫「名偵探柯南」的故事敘述方式，兇手在真正被揭發前都是一個「黑幕人」的形象，以及根據每位嫌疑犯的不在場證明重演案發現場。有趣的是，即便是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對懸疑式的情節操弄手法不謀而合，該片對後來的紀錄片影響深遠，其開拓了現代犯罪片之現場重演的影片風格。
◆特色：
1. 該片均勻地呈現了各方說法，讓觀眾得以站在較高處俯瞰案情發生的不同角度之面貌，過程中也會不自覺地被導演帶入他的推理節奏中，一步步地陪同導演釐清案件的真相。
2. 導演呈現了各方人士的說詞，但導演並未入鏡，訪談時也沒有加入問受訪者的問題。
3. 沒有旁白，而是搭配懸疑氛圍的音樂；導演找來大師級的菲力普葛拉斯（Philip Glass）（曾幫過《楚門的世界》、《時時刻刻》、《美女與野獸》等經典作品配樂）幫忙配樂，亦為該片的一大特色。
4. 儘管導演多少帶有想幫亞當斯辯護的意圖，但觀眾仍要看到最後才能知道兇手是誰。
5. 該片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紀錄片手法，其還原現場的功力令觀眾著迷，同時也客觀地加入各個角色的觀點；儘管導演運用演員表演的此一方式受到不少批評，但我們認為這樣的特色是缺點、亦是優點，因為唯有透過演員演出，才能完整無缺的呈現多元視角（例如：大衛本人當時正在服刑，照理是無法配合拍攝的）。該片放映後帶給美國社會極大的震撼，不僅推翻了當年的判決、亞當斯被以無罪釋放，也讓社會重新思考死刑以及冤獄的爭議。
◆議題探討：
第一，該片揭示了人性與法律最模糊的地帶，探討兩者的關係－－當司法證據不存在、只能靠人類發揮判斷力時，究竟能不能做出正義無私的判決！影片前半部，一名警察曾說：「在法庭上，我們必須被動、無情、客觀」，然而在整起案件的調查過程，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到人性是如何地滲透司法制度，並用主觀意識影響了判決結果。此外，片頭曾提到的「不要相信目擊證人」一語，也對比了真相大白時證人做偽證的醜陋面。
第二，導演暗示「死刑」的背後，其實隱藏著「判人死刑」集體潛意識的權力象徵：儘管大衛前科累累，而亞當斯過去紀錄良好，但由於大衛尚未成年（法院無法判其死刑），加上員警迫於壓力所逼、只想快速結案，又三名證人皆帶有個人原因、錯誤地指認了亞當斯是兇手，使得最後陪審團亦草率地做了誤判。
影片欲批判的是冤案背後科層體系的僵化制度，以及揭露制度下人性為了自身利益流露出的險惡。導演最後也藉由一名公訴員之口點出警察是區分一個民主社會與極權的「細藍線」，所謂的「細藍線」指的是員警用來封鎖案發現場的那一條藍色警戒線，而一旦這條界線能被輕易地跨越、什麼都阻擋不了時，也意味著政府公信力的喪失、正義的無法伸張。
在鄭文堂的電影《眼淚》中，講述30年前因為追查李師科搶案而衍生的「王迎先命案」，劇中描述警察利用各種殘暴的手段逼迫無辜的受害者承認罪刑，目的是為了快速破案以展現其績效，以及各種利益的摻雜。因此，不論國家發展的程度，冤案不斷地在各個角落發生，這些片子皆帶領我們思考如何在看似「正確」的決策與趨勢中保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非成為議題的奴隸。
◆獲獎：
該片是美國紀錄片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部作品，曾獲得國際紀錄片協會大獎、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獎，以及入選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局保護名單。
然而，儘管該片發揮了極大影響力，但因其情景再現的拍攝方式過於類似劇情片、違背了紀錄片最基本的「真實」原則，因此未能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肯定，甚至連入圍的資格都沒有。就形式而言，確實有違過去紀錄片原則，但導演在「偵查不公開」以及為了保護當事人之條件下，極力想呈現自己理念的堅持，我們仍給予讚許；並且，任何的「形式」或「公式」都只是一個「由人們所訂定的」參考架構，本片的題材在當時案件尚未確立地當下，能夠如此地還原「真實」，已是功不可沒。
在文本化、公式化的文化工業生產的當代，能夠成為經典的，往往是當時被認為「不符公式」、不按牌理出牌、偏執的作品。
﹡補充：Errol Morris歷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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