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口、傷痕與傷痛

片名：二十五歲，國小二年級

  The Spirit of Eight

導演：李家驊

撰寫者/吳佳騏

〈二十五歲，國小二年級〉為一部自傳性的敘事紀錄片，比起真實與否，我想，在觀賞這部影片的前提便是從「誠實」出發。不論畫面裡的調度、剪接所呈現的敘事是否是重演或是刻意安排，李家驊想告訴我們的，都是一段由他自己觀點出發的、所揭露的，大部分人都所不知道的自我。此時，劇情的真實與否、誇示或是隱藏，甚至是不是如自己說的、真的和自己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和好，都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看見他誠實面對內心聲音的過程。

朋友們，和黃子宣

        影片的一開始透過否定的方式，為接下來約莫一個小時的自我揭露聚焦，以負面的詞彙形容自己，李家驊很清楚這些負面詞彙的來源為何，即便當時李家驊已經困擾了足足十七個年頭，卻是透過一次和黃子宣對話，才願意直面形成傷口的過去和現在傷痕的狀態。

回顧與訴說作為一種治療

        有人說，書寫是一種治療心靈創傷的方式，對李家驊、或者更精確地說，對於觀看李家驊這段生命歷程的我們來說，亦是以種透過重回現場自我揭露、與過去的關鍵人物進行訪談和曾經受過傷的小小李家驊對話，告訴自己知道自己在演戲也沒有關係、知道自己不是那麼完美也沒有關係，一如李家驊最後告訴母親的：他還是會很愛哭。我們也同樣不臻完美。

李家驊在片尾說，黃子宣告訴他，傷口分兩種，一種是會自己好起來、而一種不會，如果不去好好地處理他，那麼日後便要畫下更深的一刀，去除化膿的部分，傷口才有可能有好起來的機會。但事實上，李家驊的做法比起畫下更深的一刀，比較像是將覆蓋在傷口的紗布揭開，仔細觀察傷口，不斷回到最初受傷的時刻，釐清為何傷口會演變成如此，然後在這之後好好的與傷痕共處。

記憶的綑綁

        有趣的是，在李家驊進行拍攝的時候，除了父親與當時的老師、和當事人之外，大家在鏡頭前都說已經不太記得影響李家驊小時候時發生的事，即便透過李家驊的提醒，也都認為這件事不甚嚴重、也感受不到李家驊的改變，只在李家驊提醒後表示在事件之後轉變表現是很好的、是種學到教訓的行為。

        直至在帶子空轉後的父親談起這件事，把這件事當作孩子聰明的展現，也將犯錯視為成長必經的過程，瞬時，無法開口的話題、打得李家驊皮開肉綻的棍條再也不重要，過去小小的李家驊認為自己隨時都有可能被捨棄的惡夢，成為荒謬的存在，對比父親的態度，李家驊的恐懼來源顯得格外疏離。

魯迅在〈風箏〉裡曾經談過小時候因為自己覺得風箏不是弟弟該玩的玩具而將之折毀，長大後認為自己摧殘了弟弟的童年懊悔不已的往事。在魯迅成長後，一次偶然的機會，終於鼓起勇氣向弟弟坦承當年的錯誤，但最後弟弟卻是完全不記得魯迅說過的往事。

因為記不得，所以沒有原諒。魯迅獨自一人在悔恨的湖裡划著四肢，像是窮極力氣放棄抵抗終於決定要靠岸，才發現那是自己心裡的深海。李家驊也困在害怕不被愛的湛藍裡拚命揮舞著手腳，企圖以眾人喜愛的姿態靠岸，可是，眾人的不在意、父親所說的話，好像都只是告訴我們，是李家驊把空間漆成藍色調，沒有人逼他這麼做。

他不需要人拯救，也沒有人能夠真正的拯救他。

        一直到透過老師的一句「是我們大人要跟你道歉，我們的方式不對」，我們才看見李家驊過去所構築的藍色空間出現了一絲細縫，我們從縫隙裡看見小小的李家驊的恐懼和害怕。

渴望被愛

追根究底的說，李家驊十七年來的噩夢皆是來自於害怕「不被愛」，擔心自己失去歸屬，於是以所有可以外顯的條件極力討好身邊所有的人。面對曾經擁有的關愛與輔導室裡兩個角落的場景，只能私下而不能公開的和好，只能封藏在心底的關愛和手起棍落的畫面，所有的情感都在事件發生後成為一種不可直說的、不可大方表現的，曾經明顯感受的情感消失，所有的行動都源自於突如其來的失落，源自對愛的渴求。

加害者作為一個被害者

        過去在自傳式紀錄片裡所探討的，大多是相對弱勢者的處境、歷史脈絡，或是透過現象的闡述回顧結構性的問題。特別的是，在關鍵的事件中，李家驊最初是以刻板印象中的「加害者」姿態出現。但歷經了十七年的轉變，在更大的時間維度下重新審視李家驊的成長過程，其實李家驊同時亦是被害者，當所有人都能夠坦然接受現狀繼續前行的時候，只有李家驊一人不斷回顧過去種種，即便在外在看來是因為得到了應有的教訓而學會如何成為一個「乖孩子」，可當初害怕失去的狀態只在李家驊身上不斷重演。〈二十五歲，國小二年級〉顛覆了過去對「加害者」的單一想像，從另一出發點回顧事件本身。

素材的選擇

在影片撥放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導演透過多次拍攝校園裡逆光的長廊、校園裡的景色與現今房間、小吃攤的場景交疊建構出一種惡夢似的蒙太奇，所有的記憶都逃不了小學時的事件。其中，訪談叔叔的段落更是有意識的保留電視中的畫面，透過評論NBA犯規的造假、電影裡「還活著」的台詞與劇情象徵記憶虛構的可能性與傷口殘存至今的狀態。也透過透明塑膠杯捕捉的蚊子、在籠裡奔跑的老鼠暗示了李家驊作為一個被過去回憶禁錮、被觀看、重新審視的對象。

真實電影與直接電影

        在自傳性的紀錄片拍攝方式裡，因為很難重現當下，經常需要以重演的手法呈現，我們不可能完全不涉入過去的情境裡純粹只是以直接電影中「牆上的蒼蠅」的方式拍攝，因此，在拍攝手法的界定上，我們可以說這是一部透過自我對話與訪談關鍵人物構成的真實電影。

        也因為這是一部自傳性的紀錄片，涉及了記憶的真實與否，很多時候，我們因為在意的細節不同，所記得的細節也不甚相同，這時候，我們也很難釐清到底誰的記憶是最為真實的。能夠評斷的，也只有拍攝者本身的「真誠」與否，而在我們面對過去所畏懼的記憶時，又有誰是不真誠的呢？

傷口、傷痕與傷痛

        回到黃子瑄對於受傷的討論，在現今心理輔導的範疇中，進入工作狀態試圖療傷的我們，首要學會的便是接受傷口的存在、學會細細感受痛楚，然後與之共處，將傷痕視為自己的一部分，而非以閃躲的方式偽裝。

        白鯨記裡的水手說：「我獨自一人回來，前來報訊於你。」身為一個說故事的人，李家驊一是將自己十七年來所經歷的種種，化為一個、一個畫面，一句、一句獨白，一段、一段的訪談，尤其是面對越是深愛自己的人，娓娓道來便需要更多的勇氣。在〈二十五歲，國小二年級〉裡，我們看見了透過影像轉化的傷口、傷痕與傷痛，也看見影像作為療傷形式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