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7日 星期二

期末小論文:《月亮的小孩》、《生命》

603336022 胡芳宜

    紀錄片導演吳乙峰,1960年生於宜蘭,1988年與李中旺、許富進、陳雅芳一起組織了「全景映像工作室」,1990年拍攝關於白化症患者的紀錄片《月亮的小孩》,1996年「全景傳播基金會」成立,1999921大地震後,展開為期四年多,以地震倖存者為主的紀錄片拍攝工作。

一、主題:
    《月亮的小孩》與《生命》與許多吳乙峰導演的其他作品一樣,以「人」為關注的重點,相比而言,《月亮的小孩》比《生命》讓人感覺溫和,而《生命》所處理的問題卻比知更為複雜
     《月亮的小孩》以吳國煌和蕭錦惠這對白化症夫妻為主線,透過拍攝白化症患者的生活經驗,包含在工作、婚姻、生子、家庭等問題上,飽受欺負和歧視的狀況,導演試圖用介紹他們的生活和以醫生介紹白化症的方式,削減當時對於白化症的一些錯誤觀念或是異樣眼光。
    《生命》歷時近五年的收集影像,剪輯成兩個多小時的紀錄片,片中以四個家庭為主,再加上導演自己對於生命的困惑,試圖在拍片的過程中找到生命的解答,片中可以簡單分成兩個部分「尋-死」和「求-生」,將四個家庭如何面對噩耗,之後又如何去面對這場生命中的悲歌,如何回到自己的生活或找到新的道路和希望,透過這寫人物的訪問和互動,導演也為自己找尋到答案。

二、結構
    《月亮的小孩》以拍攝月亮拉近的方式開始,訪問蕭錦惠和吳國煌為主軸的愛情與抗爭,到結婚、懷孕,以及吳國煌的母親看出明顯對於再次出現白化症孩子的恐懼,到孩子出生後非白化症患者的放鬆與欣喜,再帶出其他白化症患者為支線劇情,朱勝賀還有白化症的孩子在求學上的艱辛,最後再回到蕭錦惠帶著孩子回到娘家,家人對於新生兒的喜愛,片尾又再次以月亮拉遠的鏡頭配上受訪者無法對家人言說的辛酸悲苦和哭泣做結。
    《生命》是電影紀錄片,所以整體節奏緩慢,片中以災難發生後「尋-死」和以及結速搜尋後的「求-生」為主要兩部分,以倒敘法進行,所以開始於導演父親的病開始,之後潘順義和張美純夫妻決定重拍結婚照開始新生活的畫面,在開始「尋-死」的部分,帶出張美純的兄嫂張國揚和吳玉梅以及另外兩個倖存者家庭,一對姊妹周明芳和周明純以及一位獨生女羅佩如,大量的訪談畫面和獨白拼湊出各自不同的生命決定,中間會以吳乙峰和其大學同學王家勳的信作為串連,還有大量火車、山洞和汽車上的畫面也銜接在其中,透過這些畫面觀看者可以做出更多的詮釋或想像,找尋自己對於生命的解答。

三、攝影:
    《月亮的小孩》在拍攝上是比較親近於這些白化症患者的,像是蕭錦惠生產時,拍攝角度是隨著吳國煌上樓,而不是直接轉上,就讓人覺得親近,以及向導演通知老婆要生孩子的情況,就像是一個朋友間的互動情況,另外也加入一下他人對於路人的拍攝,向他們一起出去玩時,有小朋友直接問:「他們是什麼人啊?」還有另一個人表示過去也成見過白化症,都試圖透露出白化症的常見和其受排斥的情況。
    《生命》的焦點集中在南投九份二山的四戶人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在於其中以火車軌和過山洞銜接的方式,透露出生命就如過山洞,黑暗一定會到來也一定會過去,總是能重新回到陽光之下,許多部份都透露出生與死的交叉,像是先拍攝充滿生機的翠綠山林站轉移鏡頭到宛如煉獄的災區和後來周明芳懷孕生產的悲嚎以及染滿鮮血的孩子等,都能夠強烈的讓人感覺到生死之間只有一條細線,也看到生命的堅韌與不屈。

四、聲音
    基於追求真實的可能與參與觀察的方法,《月亮的小孩》在配樂上多是環境音,或是由白化症患者的歌聲和琴聲作為配樂再加上一些日常畫面或是像朱勝賀的國考成績,顯示出他們與常人無異,能做到的並不比別人差,也能是多才多藝的;而《生命》加入大量的台語歌曲,但比較重要在於旁白念信或是一些補充資訊,郭力昕對於畫面過少和旁白過多的情況表示不滿,片中對於災區本身的畫面並不多,但旁白在片中卻是很重要的部分,個人認為這部片中導演其實最想做的是解答自身的問題,而這些旁白都是導演對於生命解答的思路。
   
五、結語
    導演在《月亮的小孩》中的溫和態度與在《生命》中刺激的訪問成為對比,導演在《生命》的訪問一度讓我位倖存者感到憂心,一再的被挑起傷痛曝露自己,是否會帶來二度傷害?但不可否認生命一部再現災民創傷的紀錄片,或說可以帶起重新面對生命的勇氣,而《月亮的小孩》則是台灣紀錄片的轉捩點,以若是為拍攝對象並運用觀察與參與的技術與方法,再現生活真實,傳達出人道關懷。

    在影片後半段時,吳乙峰邀請四個家庭成員寫四封信給去世的家人,表達自身的情感,或許是虧欠也或許是告解,郭力昕在他的文章中,認為這種強迫性的感動是非常有問題的,但個人認為這可以視為另一種訪談方式,有時候文字能夠更貼近心靈,而郭力昕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卻讓人無法回答,導演在紀錄片中的介入應到什麼程度才對?在《生命》中可以明顯看出導演的介入,或許如郭力昕所說,這種情況會為觀眾「規範」出生命,但如果紀錄片是主觀的,那由這種方式表達導演的見解就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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