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港反杜邦》紀錄片心得
電傳二 黃顯淨
電傳二 陳淑敏
行銷二 莊璧任
1986年鹿港反杜邦運動，是台灣史上第一場環保運動抗爭成功的一個經典案例，由台灣在地居民自發集結抗議，成功擋下外資設廠。
本片結構可分七個部分：
靜態照片搭配台語旁白->當地居民訪問->總統府前陳情->學者專家聲援->鹿港在地抗爭活動->杜邦放棄設廠->鹿港居民謝神慶祝
不同於一般媒體對於社運抗爭的報導多注重在衝突場面，全片中的第一場衝突畫面直到影片播放40分後才出現。在此之前，多為個別在地居民的陳述以及專家學者的分析。讓觀眾得以先釐清在地居民的抗爭動機，並提出民調數據，70%居民反對杜邦設廠、30%居民願意誓死抵抗；除居民觀點外，更採訪到里長、漁會幹事等在地組織幹部，同樣能以地方產業發展觀點，分析設廠污染恐將影響漁獲外銷日本的產值。可見地方士紳、在地組織幹部及意見領袖也都站在反杜邦的行列。
鹿港居民北上總統府陳情是本片的第一個轉捩點，居民手持「怨」字卡站在凱道（片中無提及參與人數），提交萬人連署書，最後總統府接受代表陳情書。片中旁白提及，自總統府陳情行動後，開始引發各地專家學者發生關注，於是影片開始進入各界座談會畫面記錄，大量引述外界知識分子及學者的發言論述。有各界學者、當時為台大社會系學生的吳介人以及作家陳映真。從陳映真的發言得知，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台灣人逐漸不信任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一昧地開放外資設廠，只見台灣的土地環境遭到破壞，付出龐大的環境代價後，經濟發展二十年的支票仍然沒有兌現，也才慢慢觸發人民的質疑聲浪，開始匯聚反抗外商進駐的聲浪，人民意識到，不該再受政府擺佈，唯有自己站出來自力救濟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園。而更多的學者專家介入，也增強了反杜邦的論述強度，引起更高的社會關注及報章雜誌的正反論辯。
而影片的高潮出現在鹿港當地的最後一戰，由在地居民組成的「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平日除了舉辦宣講座談外，最後更號召居民走上街頭「反杜邦大遊行」，開始出現本片第一場警察與居民對峙的緊張場面。一次走上街頭的抗議，與軍警發生了激烈衝突。我覺得這是本片高潮點：居民透過此次抗議，表達心中對於政府處理杜邦公司設廠事件的不滿，居民高喊「有杜邦沒鹿港，沒鹿港有杜邦」，行動中更派出擊鼓推車在馬路上亂竄，帶動抗爭聲勢。影片中即使警官好言相勸，希望和平結束這場抗議遊行，仍擋不住失控的群眾。片中一幕，警察手持警棍和盾牌在街道排成一列，這場景著實令人緊張。似乎象徵只要這道防線被突破，群眾將失去理性，演變成暴動。所幸，最後是和平落幕。
經過一年一個多月後的抗爭後，杜邦公司終於宣布放棄在彰濱工業區設廠後，居民歡天喜地。其後為了還願，舉辦謝神儀式。從後四分鐘影片謝神儀式的舉行和規模，我們可以窺見在純樸鄉下地區，居民對信仰的虔誠、熱衷參與，進而觀察到當地民間信仰的文化特色。我想，也許鹿港居民正是因為有這份共同信仰，才能凝聚這份力量，促使他們攜手團結，對抗杜邦這隻大怪獸。
而在當時尚未解嚴、國家機器嚴格掌控人民與情資的年代，鹿港在地居民與團體到底是如何集結民意與外界力量？如何策劃每一場的行動策略與政治力量對抗？是本中幾乎沒有看到的部份。畫面除了呈現陳情活動與零星衝突之外，反杜邦實際運作遭遇到的政治打壓與挫折，片中幾乎沒有呈現出來。
僅僅透過一位居民口述：「在某一次的包車北上途中，在高速公路上六台遊覽車遭到攔截.....」讓觀眾自行想像國家機器高壓管控的時代氛圍。而我們另外從網路上查到的資料才發現，「鄉親北上總統府陳情」一戰，在當時其實也是秘密行動才得以成功。
「1986年的12月13日鹿港鄉親兵臨總統府一役，為了怕走漏風聲，除了極少數幹部知道外，李先生嚴禁透露任何訊息，包括陳景祥先生也是車子到達中壢休息區時，才由筆者告知....。其實這樣的決定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在1986年8月17日的「反公害之旅」活動，遭受情治單位強力的阻擾，不只遊覽車被扣在交流道下。
當天有七部遊覽車北上，對外宣布去陽明山撿垃圾，艋舺龍山寺參香（每部車上配有兩名便衣刑警）。出發前郭繁男先生請來關帝爺坐鎮車上（以後就有許多抗爭場合運用到神明），黑底白字的「怨」筆者在數天前就已書寫樣張，由李先生拿去榮利印刷厚紙板（便以攜帶），到府前是以化整為零的方式趨近，連人間攝影蔡明德先生也是那時才知道目標是總統府。」
根據以上資料，甚至連最後一戰：「鹿港反杜邦大遊行」也都是對外宣稱演講活動，內部秘密決策「會後遊行」。在鹿港反杜邦大成功的紀錄片之中，未能完整呈現遭受政治力打壓、行動策略因應這一部分，是我們覺得稍微可惜的地方。
關於此片的拍攝手法，一開始的旁白的陳述，說明拍此片的原因是想要回顧這場運動為何會成功，而在影片中一開始訪問許多地方居民和在地組織，突顯了運動與地方連結的緊密關係，而後才開加入專家學者的見解。影片中可以看見影像工作者與運動者站的非常近，加上前面對於此議題的論述，幾乎是用「一起抗爭」的視角去詮釋，也許這就是導演的觀點，所以並不會覺得偏頗。
而在影片中完全沒有支持杜邦建廠的論述，不知是否是因為當年的戒嚴時局，使得難以訪問到一些政要，又或者這是導演想要對抗當時杜邦設廠的聲勢，所行使的策略？另一方面，反杜邦事件是發生於1986，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尚未解嚴，我們也好奇當時的綠色小組，是如何在這樣的局勢下展開獨立媒體的社會行動、紀錄社運，是否會遭到一些政治壓迫。
從綠色小組紀錄社運的過程中，可以延伸的理解，媒體在紀錄的同時也是一種另類的運動參與模式，即便看似只是旁觀的紀錄者，但是當攝影機在場時就影響了運動的過程，不論是哪一方，在場的攝影機可能使原本的「行動」轉變為更深刻的「展演」，甚至當中的權力關係會因此被翻轉改變。這讓人想到李惠仁導演的《睜開左眼》，提醒閱聽眾，當我們在觀看影像的同時，也要想到在鏡頭之外，社會主體被層層過濾、篩選的產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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