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歷史與美學期末報告 王祖威 黃禹樵 吳東祐
紀錄片與影視史學:以Hearts & Minds探討
一、前言
影像作為一種言說方式早已歷史悠久,在人類發明攝影術之前,便有許多繪畫作為一種表達所帶來的圖像作品,在視覺文化理論的範疇中是不得不提的基礎。從平面畫到西方發展出的透視法,以及透視法與光學所帶來的攝影術的產生,更是主宰了我們的觀看經驗。以班雅明的語彙論之,「這世界的樣貌是由透視法所主宰的」。
甫逝世的John Berger在〈外貌〉一文中談論到攝影術與繪畫的差異時,他形容繪畫是種「翻譯」,畫家透過技法與自身觀點重新結構了真實,而呈現之;攝影術則是一種「引用」,自真實中以機械擷取下片段而呈現之。紀錄片的定義顯然也已深深的嵌入在這樣的想法中:「對真實的影像物件的創造性編輯」。
從整個紀錄片的發展歷史看下來之後可以發現,紀錄片發展脈絡和歷史以及社會發展的脈絡是深深扣連在一起的,不同時代以及背景之下的紀錄片很好的反映了在它們的創作背景之下的社會以及世界,不同時代的導演們以他們所想的關於「真實」的意義拍攝著紀錄片,如《北方的南努克》這樣帶有著演戲的成分的紀錄片,就現在看來,或許這樣的影片當中充滿了刻板印象以及種族歧視的味道,不過考慮到當時的種種因素,這仍是一步相當成功的紀錄片。
除了企圖反映真實的紀錄片之外,在不同的剪接手法以及場景選擇之下的紀錄片也會使得對於同一件事的呈現有著截然不同面向的理解,比較一下《意志的勝利》和《夜與霧》可以發現,同樣一個對於納粹德國的再現,竟然可以產生如此不同的面向以及結果,一個企圖讓人們看到得過的強盛與偉大,另一個卻讓我們看到納粹的邪惡以及殘忍,相同的是它們都取得相當成功的影響力。
在經歷戰爭時代的宣傳式紀錄片之後,開始出現如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的類型,兩者均是強調真實的報導,但一者是積極的介入,一者卻是積極的不介入,也就是說,真實電影採用的是參與觀察的方法來紀錄事件,而直接電影則是希望以隱形的攝影機或是牆上的蒼蠅的概念來紀錄事件,又或者是真實電影希望能挖掘隱藏的事件,直接電影則是捕抓已經發生的事件。
除了企圖反映真實的紀錄片之外,在不同的剪接手法以及場景選擇之下的紀錄片也會使得對於同一件事的呈現有著截然不同面向的理解,比較一下《意志的勝利》和《夜與霧》可以發現,同樣一個對於納粹德國的再現,竟然可以產生如此不同的面向以及結果,一個企圖讓人們看到得過的強盛與偉大,另一個卻讓我們看到納粹的邪惡以及殘忍,相同的是它們都取得相當成功的影響力。
在經歷戰爭時代的宣傳式紀錄片之後,開始出現如真實電影和直接電影的類型,兩者均是強調真實的報導,但一者是積極的介入,一者卻是積極的不介入,也就是說,真實電影採用的是參與觀察的方法來紀錄事件,而直接電影則是希望以隱形的攝影機或是牆上的蒼蠅的概念來紀錄事件,又或者是真實電影希望能挖掘隱藏的事件,直接電影則是捕抓已經發生的事件。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觀點,在實證主義主導的社會科學發展脈絡有相當多的共同點。John Berger的文章就曾提到,攝影術與實證主義、社會學在相仿的時刻出現,且在早期的想像中,都存在著某種幻見,那就是透過片段的擷取世界,可達到完整收集世界每一片段可能。而翻開社會科學關於質性的方法論教科書,也會在參與觀察法與行動研究的方法中找到類似的爭論。「牆壁上的蒼蠅」彷彿某種執著般的存在在20世紀迄今的社會科學與紀錄片的方法之中。這樣的執著面臨著許多的質問-在紀錄片的脈絡裡就是「真實電影」,而就是透過這樣的質問的過程,才衍生出今日的紀錄片的樣貌。
對於當代而言,什麼是為真實或許不再那麼重要(雖然拍攝中的倫理問題仍持續被討論著),而是紀錄片能夠喚起甚麼樣的議題討論,甚至進行某些政治動員,影像是能夠激烈化的達成這些目的。台灣方面,綠色小組所製作對於許多政治問題的反思,也開始衝擊大眾的既有認知。
而在關於當代戰爭的的脈絡中,影像紀錄更是個無可迴避的議題。Susan Sontag關於攝影的論述中,關於戰爭影像就有相當多的討論。影像作為一種論述工具,也是意識形態的某種實踐:當越戰的大量殘酷影像被傳播出,代表越戰是殘酷的,也代表在某種意識型態論述中,越戰「可以被認為是殘酷的」;相對於韓戰,或許是場更殘忍的戰爭,但因為反共作為主流的意識形態,而使得韓戰的殘忍並不會被紀錄,「這樣的觀點沒有在論述中可放置的位置」,因此不會有這樣的再現。
展現出影像的論述力量,更好的例子或許是1991年波灣戰爭。美軍在越戰時遭受了在論述上敗給了媒體影像的再現,因此在91年波灣戰爭時,徹底的管控了影像流通。透過資訊的限制發放,創造出了Baudrillard所描述的「不曾發生的戰爭」。
這些例子都展現出了影像在論述上的力量。而回到本篇的主題,紀錄片是如何討論越戰的?我們在這裡想引介一個史學上新發展的重要方法:「影視史學」,希望能夠為紀錄片的研究帶來新的面向。